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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乞丐

武训传

武训是清末山东的文盲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三十年,终身未娶,讨来的钱几乎全都用来兴建义学。武训本无名字,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而被人叫武七,清廷为表嘉奖取“垂训于世”之意,赐名武训,并赏黄马褂和“义学正”名号。民国政府将武训奉为教育事业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黄炎培等都曾为纪念武训而题辞撰文。

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一部电影。陶行知历来以武训为偶像,抗战期间在重庆连续几年举办纪念活动,向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孙瑜曾执导经典默片《大路》。抗战中拍片机会很少,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在流亡中构思出剧本。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原籍山东的赵丹欣然接戏,童年武训由孙瑜的儿子孙学栋扮演。


武训传

电影拍了一半,内战战局使拍摄中断。上海解放后,《武训传》还该不该续拍,怎么拍,成为孙瑜犹豫的问题。1949年7月,孙瑜赴北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间隙,他在人群中向周恩来挤过去,请示对《武训传》的看法。他问:“武训这人怎么样?”周恩来思量片刻,没说好与不好,而是说:“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回答耐人寻味。孙瑜还没来得继续问,又有好多文艺人士涌向周恩来,孙瑜便走开了。

回到上海后,昆仑影业公司又请示了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领导。夏衍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于伶认为老解放区某模范教师的题材更好。孙瑜迷茫了。“在北京的全国文代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

但影片不能下马。昆仑公司资金紧张,急需出品《武训传》恢复元气。顺应社会新形势,结合领导意见,孙瑜对剧本做了大规模改编。全片由正剧改为悲剧,将武训的生活环境改得残酷黑暗:加了几场武训被地主官僚殴打欺侮的戏;把武训的朋友车夫周大改为太平军的义士,作为对武训的反衬;最后武训发现,辛苦办义学,教出的学生还是以做官为求学目标,不能改变穷人命运,心灰意冷,黄马褂扔在了地上

片中还加了一个新的线索角色:赵丹夫人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影片开场,黄宗英站在武训画像前,向小学生宣讲:“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接着她以饱含同情的画外音,讲述武训一生的悲剧。全片结尾出现解放军和毛泽东画像,女教师作总结发言:“他(武训)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

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肯定

剧本改好后,孙瑜带着摄制组到山东武训故里体验生活。赵丹只在小时候回过山东,乡亲们都特别以家乡出了大明星为荣,心情非常激动,赵丹进村时,乡亲们自发夹道欢迎。若干年后,上影厂搞“四清”运动,赵丹返乡的场面被揭批为“地主还乡团”。

赵丹生在扬州长在上海,对山东生活并不了解,为演好武训,他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土话。为剧情需要他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一撮小辫,平时上街戴着法国呢帽遮丑。拍摄武训被欺侮的戏时,赵丹跪在地上,要求“真踢真打”。那段时间赵丹分不清戏里戏外,好像真的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女儿赵青当时年幼,以为世间“再也没有又帅又疼我的爹了”。

《武训传》重拍启动于1950年2月,到9月基本完工,节外再生枝。昆仑公司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必然卖座,要进一步加戏拍成上下两集,能赚更多的钱。孙瑜认为这样做损害艺术效果,但昆仑出资方说,明天工资都发不出了,还拍什么戏?孙瑜只好同意,在片中又加了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几场戏。

1950年底,影片终于完成,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夏衍晚年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长达四个小时,在孙瑜坚持下没有分成两集,而是一场连映,收双倍票价,保证资方赚到钱。观众并不在乎票价高,《武训传》场场爆满,赵丹只要一上街,就被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1951年2月,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将拷贝带到北京,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日晚,朱德、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报以掌声和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孙瑜照办。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

最高领袖亲自出马

1951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因有公务在身没去参加观影。3月初,他调来《武训传》,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据江青的说法,看完电影“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武训通过教育解救穷人,而对封建统治没有反抗,歌颂这样的人物,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武训传》,但一部电影为何会激起他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


问题就在《武训传》受到广泛热烈的赞誉。批判本质上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而是针对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1951年初的两三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写文章的人,有一部分是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借评论影片,把武训与陶行知并列奉为革命先驱。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其思想具有“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本人也盛赞陶行知,但今非昔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教育救国”已不能算“进步”思想。

借电影的东风,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等“衍生产品”,社会上一时掀起武训热。江青很有心地将赞誉文章及书籍材料整理后,呈交毛泽东,毛这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几天考虑,3月中下旬,毛泽东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两部电影的批判。京津各大报刊集中刊登了一轮批判文章,但当时大多数文艺界领导都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文章措辞委婉,带着学术讨论气息。1951年4月底,结束在石家庄编辑《毛选》工作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1951年5月上旬,在毛泽东布置下,《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写得比较上路的《武训传》批判文章作为铺垫。5月20日,著名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头版横空出世。社论本来布置给胡乔木写。身为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笔杆子,胡乔木憋了很久才拿出初稿,毛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自己推倒重写了一篇。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文章还点名批评了四十二篇歌颂《武训传》的影评及四十八位作者,整篇社论只有这一长串名单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

此文一出,以周恩来为首,曾经关怀过《武训传》拍摄、对电影给予好评的高级领导,等于全都在不点名批评之列。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纷纷发文,检讨自己过去曾经赞颂过武训。从1951年5月20日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公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达850多篇。

《武训传》迅速停映。文化部电影局全体干部开始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凡《武训传》上映地区的制片厂、发行站、电影院等所有电影从业人员,均需在各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的领导下,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运动逐渐从批判武训扩展到批判陶行知及陶门弟子。教育部要求讨论活动必须保证普及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当时全国各地有大量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在教育部责令之下,一夜之间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时髦名字。

江青借机初露峥嵘






武训是从清末到民国都深受官方推崇的人物,即使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也很难让武训在人们心中真正倒掉。《人民日报》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对批判武训表示质疑,还有许多人认为,即使武训应该批判,也不必如此“小题大作”。

“为了贯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中央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开赴山东,欲从源头弄清武训真面目。江青是调查团领衔人物。临行前,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出发当天,毛泽东亲自送江青到北京站,可见对这次调查十分重视。江青多次对调查团说:这次搞调查,就是要搞材料,证明武训在历史上是坏人。

调查团声称“充分运用到实地采访当事人和调查历史材料”的方法,实际是先定下结论,依结论寻找论据。凡是对武训否定的事例,不加甄别即选用;凡是对武训肯定的事例一律舍弃。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几天调查后,李进(江青笔名)、人民日报袁水拍、文化部钟惦棐三人执笔写出调查报告。经文化部总结会讨论,最后由毛泽东修改,于1951年7月23日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五天,又印成小册子。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份报告一出,可谓“铁证如山”。身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读了这篇‘调查记’,曾经歌颂武训、崇拜武训的人,假使不是存心反动,也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还蓄意进行反革命的诡计,谁会不瞠目自失而深自检讨呢?”

1951年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至此,电影《武训传》盖棺论定。

《武训传》一战,江青初露峥嵘,毛泽东夸奖她“在政治上很敏锐”。此前毛泽东有意识地让江青少插手文艺领导事务,《武训传》批判使他转变态度,电影界乃至文艺界的领导权,逐渐落入江青手中。而周扬则因为“思想跟不上”而失去信任。

受伤的不只是电影

与若干年后的种种政治运动相比,《武训传》的批判显得斯文友好。毛泽东在运动开始前就特别强调“对事不对人”,批判只局限于书面文字和口头报告形式,几乎没有当事人受到行政处分和人身攻击。但运动给孙瑜、赵丹,乃至所有电影人带来的心理压力难以估量。


孙瑜

1949年之前,孙瑜拍了二十多部电影,《武训传》批判使他身心俱损,之后近四十年人生中只拍了三部片:《乘风破浪》《鲁班的传说》和黔剧戏曲片《秦娘美》。其实他还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拍摄:《宋景诗》。宋景诗是江青率领的历史调查团在山东调研时的“重大发现”。就在武训办义学的时代,此人在同一地区发起了黑旗军农民起义。为了树立正面教材,郑君里和孙瑜受命拍摄电影《宋景诗》,但孙瑜不能署名。讽刺的是,由于宋景诗后来投降了清朝,在山东乡间口碑也较差,他的争议比武训大得多,影片放映没多久也入库封存了。

《武训传》批判运动初期,赵丹每天在外面开完大会小会受够了气,回到家就嚷嚷:“我想不通!把我打死也想不通!”但全国铺天盖地的讨伐向他压来,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演技。长达五年,赵丹没有资格上戏,下放基层改造,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1955年,他终于有机会在电影《为了和平》中出演进步教授,自己给自己定下框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要有阶级的内容,结果拍出了一生最不满意的电影。

电影界万马齐喑。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十六部电影,大量电影还在构思讨论中就下马,连成为禁片的机会都没有。夏衍这样回顾:“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武训传》运动以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武训传》批判运动中,早年与夏衍、周扬在文坛结怨的人,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或组织写手,或提供阵地,撰文展开攻势,要求追查拍摄《武训传》的行政领导责任。何曾料到,仅仅四年之后,批判者就先行一步跌入无底深渊。“文革”中,周扬、夏衍、孙瑜、赵丹,编写《武训画传》的李士钊、孙之隽等,皆受到批斗。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武训,被开棺鞭尸。

1979年秋末文艺界迎来了复苏,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80岁的上海代表孙瑜,与济南的“列席代表”李士钊重逢,两个老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孙瑜晚年十分期望看到《武训传》复映,哪怕是小规模地放一放也好,直到1990年去世他的愿望也没实现。赵丹在临终卧床时,还念叨着“武训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遗憾的是,六十年来,尽管《武训传》被反复讨论,很少有人关注赵丹在片中的演技。这部电影政治意义之重大,让人无暇顾及它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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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度众生,救苦救难。

武训出身贫寒,自幼经历苦难。一岁时,父亲武宗禹去世,年幼的武训便随母亲崔氏四处讨饭,稍大一些就到地主家打长、短工维持生计,其间受尽地主欺凌和剥削。

  一次,因为不识字被地主用假账赖去三年工钱,武训与其争辩反被诬为讹诈而遭毒打。武训气得几乎昏厥,回家“搭被蒙头,大睡三日,不食不语”。事后,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认识到没有文化,能做的不过“出粪、锄草、拉吨子”之类的活计,既受东家虐待,也被人看不起,辛苦一年连养家糊口都难,于是便打定主意兴办义学,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识字,避免像他自己那样受苦受难。

  对于家无田产、身无长计的武训来说,兴办义学难于登天。万般无奈,武训只有靠乞讨来一点一点地积攒。有时他把讨饭得来的完整一点的食物卖掉来换点小钱,有时把破布断线捻成绳子卖点钱,有时把破絮烂线加工成线蛋卖点钱。武训把头发剃成横向的阴阳头,拿着一个褡裢、一个铜勺,沿街乞讨,并打出兴学的旗帜。

  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骗子,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所到之处,闲汉围来戏弄他,让他做各种难为之事,才给点小钱。武训在地上爬过,让人骑过,吃过蛇蝎,吃过砖瓦甚至秽物。但是武训并没有气馁,反而乐呵呵地继续乞讨,他还自编了调子走村串巷吟唱,许多人都叫他“武豆沫”。

  随着他乞讨兴学的名声越来越响,同情及帮助他的人也越来越多。1888年,经过常年的乞讨积累,武训于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购买一亩八分七厘的土地,建砖瓦房20间,兴办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并置买230亩田地作为学田。

  此后几年他又相继创办了临清杨二庄义塾(1890)及临清御史巷义塾(1896)。义塾建成后,他就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

  虽然武训的学校是不收学费的,但是,对于很多穷人来说,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当作半个劳力,去上学即便不要钱也是一种损失。武训挨家挨户登门劝说,甚至苦苦哀求,希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经过他不懈的奔走,义塾开办第一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

  由于常年风餐露宿,长期吃变质发霉的食物,武训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但乞讨得来的钱他又舍不得买药。1896年4月23日,武训于临清御史巷义塾(今临清市武训实验小学)的屋檐下去世,终年59岁。

  武训一生劳苦,为兴办义学,终生未娶。为了筹集学校费用,他在逝世之前仍往各地乞讨。武训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堂邑、馆

  陶、临清三县全体官绅及3万多当地老百姓,参加了武训的葬礼。

  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受到当时社会普遍高度的评价。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200两,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光绪帝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武训去世后,清政府将其生平宣付国史馆立传,被尊为“义乞”、“乞圣”。此后历任山东巡抚无不表彰其事迹,以他为兴学教民的榜样。1903年,临清、馆陶、堂邑三县联合在武训墓前建武训祠,正房三间,供奉武训牌位。

  他的生平成为文学素材,社会知名人士,利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题材对武

  训的义学精神进行歌颂,广为传扬。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作《武训先生传》,为发展民间普及教育摇旗呐喊。1937年春,天津《大公报》发表《武训先生画传》,曾先后再版六次。鲁西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曾把堂邑县改为武训县,把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冀南行署把柳林武训小学扩建为武训师范学校。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在重庆发起爱国知识分子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的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和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专辑。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倡导“新武训运动”,而且于1946年在上海创办了武训学校。

  影片命运瞬间逆转

  1948年,武训的命运与一部电影交织在了一起。这年3月,为了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在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武训传》,未及拍摄完毕,因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电影拍摄陷入停顿。后版权被昆仑影业公司买下,在经过周恩来的同意后,《武训传》于1949年重新开拍,著名演员赵丹出演武训。

  1951年2月21日,《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受到许多中央领导的好评。此后,《武训传》开始在全国上映。社会反响强烈,各级学校都在学习,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一时间形成了“武训热”。

  但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错误地认为《武训传》“承认或者容忍这

  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这样一来,该片的命运瞬间发生了逆转,一场由文艺界引发的政治大风暴便由此开始了,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田汉、夏衍等文化艺术名人也纷纷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检讨。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武训传》最终被禁止放映。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被视为《武训传》平反的转折点。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给武训“平了反”。自此,研究纪念武训的活动重新开展起来,《武训传》也确乎在不同场合进行过放映。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各地发表的评论中,肯定了武训的教育救国之路,其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具有“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武训自幼备尝艰辛,立下兴学宏愿,前后三十余年矢志未移。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义学奇丐”武训得以“经历曲折终正名”。

  现在武训的家乡柳林镇,建有武训纪念馆,每年11月份举办武训义学文化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据《人民政协报》)
普度众生,救苦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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